河北环保厅厅长：治煤需要国家给予资金政策支持

他透露中国在不断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把防范风险的工作做到位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会进一步加快。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在牺牲当代，透支未来供养美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已经证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保障，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

另一方面应不断调整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政治机理、机制和政策，强化政府在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职责，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整个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超过万亿。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高达32.24万亿--50.44万亿。发展速度下降完全是经济运行的表现，是经济体自身出了问题。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不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政治上一味放开未必对经济改革有利，未必对社会稳定有利。

我国经济积累了这么多矛盾，与政治体制运行僵化、滞后有直接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

而发达国家则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二是在民不富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公正状况还在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一状况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社会诚信的流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和发展成果的重新丧失。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避不开的关键改革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由于制度逻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积累和发酵，会经常成为我们稳定和发展的障碍，成为人们群众不满意的根源。他说，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紧密相连，所以需要哲学的指导。

《新经济导刊》：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在统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对未来五至十年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民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

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新经济导刊》：是不是只有当民权和产权受制度和法律保护，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竹立家：是的。竹立家：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发展目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国和大国，却被小小的英国打得割地赔款。

能不能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民众幸福和尊严，让人们满意。我们知道，GDP只是权衡和反映经济体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如果国家富裕了，而社会的大多数人没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没有真正实现民富，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结果就会消解社会信任、消解社会凝聚力、消解制度的优越性、稀释和颠覆我们社会所崇奉的价值和理想，那么国强就是一句空话，甚至经济发展的成果或国家财富也会逐渐流失掉。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做出了框架性设计，但某些部门至今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该方案因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实现。

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新经济导刊》：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速度与规模上实现了高增长，但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背后，崩溃论和奇迹论像DNA的双螺旋结构盘旋交锋，不绝于耳。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这些数据到底孰真孰假？时过境迁，早已没有人再去深究了。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收入的大约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实施的改革，因为政治体制一旦改革，意味着要对权力集团进行权力的重新界定与重新分配，必定会遭遇来自权力集团内部的重重阻挠。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新经济导刊》：除了智慧和社会良心，您最期望下一代改革中坚力量具备什么样的关键素养？竹立家：社会理想需要薪火相传。历史上，大多数改革都因为种种外部际遇与内部因缘，最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遭遇滑铁卢，前功尽弃。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

因此，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

而这三者最终都为全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服务。一般来说，社会健康指数除了包括自杀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之外，重要的还包括政府成本或政府自身消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公民参与度、特权腐败程度等社会体制和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方面的指标。

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仅就一些常见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就知道社会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到了何种程度，知道社会不稳定产生的根本原因，也知道为什么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

维新改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也失败了。不过后来，竹立家公开指出，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而三公公开虽仍未能尽如人意，但也取得了进步。从目前来看，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中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竹立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

如今，各种资料已经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新经济导刊》：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社会理想，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吧？竹立家：确实，急也急不来。

他的敢说，是出了名的。我们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民强，民生幸福与社会公正相关联，而尊严则直接体现了民众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权利的实现。

他说公车消费4085亿元，有关部门说1000亿元。社会公正不公正，民众满意不满意，从哲学角度看，从社会基本价值角度看，最根本的还是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而同期，中国却没有意图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依然是统治者的国家，而不是民主的国家。难道中国经济会像火山将要爆发、列车将要脱轨一样，岌岌可危？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也是中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三是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新经济导刊》：不过，对于没能亲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大转型的新一代而言，倘若不能透过发展中的GDP神话，认清改革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甚而对改革意义有所误解、对改革目标有所偏离，势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和民主法治进程。

要不古人怎么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呢？伏契克也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是什么？竹立家：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

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力确实增强了。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和民富国强，我认为，关键的制度改革切入点是进行公共政策制定体制改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迫切需要有分量的哲思。